国内超4成教科书污名化同性恋(图)

倡导同性恋群体平等权利的宣传海报 (受访者提供)

　　同性恋群体叫板“恐同”教材

　　超四成国内教科书仍认定同性恋为病态

　　日前，公开“出柜”的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文中简称“同城社区”)主任陈杜在广州一个私人住所内，召开了一场小型发布会。会上他抖出一份长达32页的调查报告，直指高校教科书中广泛存在的涉及同性恋错误和污名化问题。

　　在过去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陈杜和志愿者们检视了高校里《变态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这两门涉及同性恋内容最多、关联最大的课程教材，共计90本。这些教科书普遍存在内容与国家科学标准有较大差距、教材前后内容矛盾、观点陈旧、部分描述脱离实际等问题。经统计分析，42本教科书含有同性恋内容，仅有两成教科书无错误和污名的内容。其中超过40%的2001年后国内编著的书仍明确认定同性恋为病态，有50%专业书仍主张将同性恋治疗成为“正常”的异性恋，而心理健康教科书中则有57.14%将同性恋分为真性、假性和精神性。这些早已被西方学界所摒弃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观点，至今仍普遍存在于国内教科书中。

　　前不久，库克出柜的新闻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大胆举动，让略显沉寂的“同性恋人圈”炸开了锅。一边是商界领袖的代言：“我为自己是同性恋者而骄傲，这是上帝给我的最棒的礼物。”另一边，却是中国性少数人群的失语和被污名化。一份民间报告指出，超过40%的2001年后国内编著的书仍明确认定同性恋为病态，许多早被西方学界摒弃的陈旧观点至今仍普遍存在于教科书中。一场同性恋群体与精神病学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我治不好自己”无数次站在爱慕对象面前，学医的陈浩却无法开口表白。“我知道，那些我暗恋过的男孩子永远都不会喜欢我。”

　　“我们总是迫切地希望能选择一种方式解释自己。”常年从事同性恋社群工作的陈杜说，被青少年视为“权威”的教科书，便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他向南都记者说起了阿浩的故事。这是一个有些内向的90后男孩，目前正在一所口碑不错的医学院校内求学，未来的理想是当一名内科大夫。

　　初三那年，阿浩喜欢上了一个男孩——爱运动，头脑发达，待人友善，是那种看起来无可挑剔的“白马王子”。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人前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内心却一片慌乱。更最重要的是，无数次站在爱慕对象面前，他却无法开口表白。“我知道，那些我暗恋过的男孩子永远都不会喜欢我。”

　　上大学后，阿浩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管控”计划，专心学业，不再对爱与性抱有幻想。一本偶然在课堂上阅读到的《精神病学》教材，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书中同性恋被列为精神病的一种，仍然在性指向障碍条目之下。此外，《内科学》《传染病学》《皮肤病性病学》等教科书中亦有不少“同性恋者是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相关表述。

　　“我很难过，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治好自己，逆转我具有性指向障碍这个事实。我无法向父母坦白，也不敢交朋友。我随时可能暴露在传染病之下，也不能献血，甚至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阿浩患上抑郁症，没有食欲，开始整夜失眠，后来连下床穿衣服这种小事也做不了，即使心里咒骂过自己许多次，也无能为力，只能求助药物。

　　不止是阿浩，许多同性恋者都曾经历过恐惧、焦虑、抑郁甚至绝望。有受访者向陈杜倾诉，在看到《精神病学》书中把同性恋归为精神疾病时，感到前所未有的悲伤，“因为书里说性指向障碍很难纠正”。他们不愿接受自身的“同性恋人”身份，也不考虑寻求矫正治疗。超过五位受访者谈到，书中只要提及艾滋和性病，就一定会强调同性恋属于高危群体，但并无任何详细阐述。“没人教我怎么发生性关系，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健康的性。我很长时间内都对性充满恐惧。”

　　身份困惑每个同性恋者都有一颗玻璃心，需要经历先打碎再重组的过程。

　　阿浩婉拒了南都记者面访的要求，只肯在电话里吐露心声。他试图把悲伤描述得云淡风轻，但起伏不定的声音泄露了他内心的纠结不安。同城社区的志愿者阿猫对阿浩的遭遇无能无力。“访谈表是我写的，一直很想和他交流，可是阿浩是一名医学生。他用‘医学’为自己筑起了高高的防御墙。他知道性取向几乎无法改变，却又常常把希望寄托于治疗技术的研发，从没想过接纳自己。”

　　陈杜同样觉得惋惜，“我猜想他从小的生活经历里，一定不太愿意挑战权威。每个同性恋者都有一颗玻璃心，需要经历先打碎再重组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曾反思自己的身份，不能理解自己与文化、社会的关系，也没有经历过解构和颠覆，又怎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在一个异性恋主导的社会里，发现和成长总是伴随着代价。即使坚定如陈杜，也曾走过一段不寻常之路。高中时，陈杜和关系要好的师弟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而，当师弟和女孩牵手成功，他才发现自己真正爱慕的，竟是那个被视作“情敌”的师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爱情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狗血”剧情也在阿猫身上发生过。青春期的初恋男友，在短暂的交往后，始终无法直面自己的性取向，扬长而去。阿猫说不清，这算背叛，还是抛弃？

　　成立九年来，“同城社区”一直在为高校同性恋拓展生活空间和改善生活质量服务。从18岁到28岁，陈杜把青春留在了这里。他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如果说同性恋生活质量高低就像一个水桶内的水，外界关注的艾滋病问题，仅仅只是同性恋社群所面临诸多短板中的一块。”学生同性恋人和所有年轻人一样都要经历就业、心智成长、情感与恋爱、人生规划等复杂问题。只要他们不能完成自我接纳，那么身份困惑将伴随始终。

　　身份困惑根源于社会的不认同。2001年第三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顺应国际趋势，将同性恋从病态中删除。遗憾的是，许多高校的知识生产至今未能与科学标准同步。对此，中国性教育学者、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颇为激动：“所谓的‘心理健康教材’，竟是‘心理不健康教材’，并且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非病理化抗争人们似乎一定要去解释成因是“先天的”，才能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跳出这种思路？对人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科学层面，还应包括文化和权利的维度。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这是国际同性恋人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后来，许多国家又纷纷把每年的5月17日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可是，西方的同性恋非病理化抗争也并非一帆风顺。1970年至1973年之间，美国精神病学会是同性恋运动和精神病专业之间博弈的主战场。双方对《疾病诊断和统计标准》的修订版里，是否应该保留同性恋，继续视之为一种精神变态，还是应该做出修正或者全部删除，一直争论不休。

　　转折点来自一名精神病专家的“叛变”。在一次研讨会上现场，“无名医生H”头戴橡皮面具，穿着特大号的燕尾服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材。通过可以扭曲嗓音的特制麦克风，他向台下的500名同行说：“对我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失去诚实。身处一个‘治病救人’的行业，我们同性恋精神病专家却不能保持诚实……”现场听众深感愕然。据这位无名医生说，美国精神病学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同性恋人士联络网，包括约200名精神病专家，他们戏称自己为“同性恋精神病学会”。

　　纽约的另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查尔斯·西尔维斯坦，没有过多表达精神病学迫害同性恋者的愤慨，而是竭力指明继续将同性恋列为疾病所引起的错误性科学后果，以理性争取到许多中间人士的支持。1973年12月5日，美国精神病学会董事会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接受了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代之以“性倾向失谐”。

　　“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虽然中国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把同性恋从病态中删除，但标准的修改和推动，只是同性恋社群的学者和精英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不是基于学科发展和广泛论证的产物。目前国内还没有针对同性恋的本土调查数据和研究，这是很奇怪的事。”对于教科书编撰背后的深层次背景，陈杜向南都记者解释道。

　　“国际上至今没有任何科学结论能够证明性倾向是先天还是后天的。但在学术领域中，关于‘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一直持续不休。人们似乎一定要去解释成因是‘先天的’，才能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跳出这种思路？对人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科学层面，还应包括文化和权利的维度。”

　　就在库克出柜前，10月初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对阿拉斯加州第一起同性婚姻禁令诉讼做出宣判，认为该州禁止同性婚姻违反宪法。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的进步已逐步让人摆脱以性取向、种族或性别判断个人。

　　而国内，民间影响依旧寥寥。教科书现象不过是个缩影。现在，同城社区的志愿者们还在分头寻找和游说那些负责编撰教科书的高校老师们。“我们不是相信我们看见的，而是看见我们相信的。所以，第一步我们希望能和这些老师们谈谈我们的故事，让他们知道同性恋者真实的状态。”

　　对中国的同性恋群体而言，行动才刚刚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使用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 周执 制图：刘寅杉